中国人都是“天中”人

驻马店人是有天中“情结”的。2007年9月12日，记者在驻马店市看到，满街都是以天中命名的各种招牌：天中广场、天中书城、天中柱、天中大道、天中山宾馆，让外地人顿生疑惑。

“我们这里的晚报叫《天中晚报》，黄淮学院的学术期刊叫《天中学刊》，市文联杂志叫《天之中》，对外宣传用‘欢迎您到天中来’，‘天中’已成驻马店的标志性符号。”黄淮学院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郭超告诉记者。

(资料图)

民间的“集体无意识”和政府的考量达成了一致。近两年来，驻马店开始为改名“天中市”多方努力。郭超参与了其中的理论研究工作。

但据最新消息，改名未获通过。

那么，驻马店人为何心仪“天中”？

郭超说，古时汝南（距驻马店市区30公里）素有“豫州之腹地，天下之最中”的称号。汝南有天中山，留存多种与天中相关的遗迹。从唐朝开始，当地民间与政府、历史文献、地方史志等，都有关于“天中”的说法。

“驻马店”之名缘自一个小村镇。明代驻马店境内有个苎麻村，在此设驿站，渐渐演变为驻马店。在当地人眼里，这个名字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尴尬。“天中之名更符合当地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，驻马店仅是地名标称，没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自身特点。”这是驻马店市政府申请更名材料中阐述的理由。

意欲更名背后，隐藏着强烈的“文化产业冲动”，即把这个文化概念当作一个筐，将以“蔡国为代表的古国文化、以棠溪剑为代表的冶铸文化、以平舆为代表的交通文化、以南海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、以梁祝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和以竹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等”全装进去，形成体系。

这已是超越汝南一地而成为整个驻马店市的大事了。

如斯大事，基础建立在“汝南历史上曾为天中”这块基石上。何谓天中，它有何实力担此重任？又有何魔力令驻马店人认为它能点石成金，从而把振兴一地的愿望部分寄托于更名一事上？

天中，又称地中、土中。24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人认为：天圆地方，中国是天下中心，“中央之国”。中国又称华夏，夏是“雅”之意，是天下最文明的地方，这是建筑中国文化价值坐标的一个基础。寻找天中，变成一件国家大事，形成多种说法。

天文学上，有盖天说“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”的主张，还有浑天说认为的“洛邑地中说”和“阳城地中说”，本系列讲述的“汝南地中说”是浑天说的一种。

中国人长期认为自己身处天下之中，有最高的文明，所有的中国人，便成为大概念上的“天中人”。这种自我认知，意味着什么？

“一个民族怎样看自己看世界，决定了它对这个世界的态度。正因为我们长久以来这么看世界看自己，培养出中国人的两个态度，一是大国心态，关心天下事，另一种是别的国家、民族没什么了不起，闭关锁国，妄自尊大。这曾经给我们制造了太多麻烦。”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在其专著中说。

豫南古县汝南的一座高不过数米的小山，承载着驻马店800多万人民对“天中”的强烈迷恋。视野再行放大，整个中原是历史上公认的天中大区域。时间的延长线上，则是从2400年前，初次对天中的确立。直至近世，因“天中”观念在民族基因中的沉淀，仍不时显现一些社会和文化现象。

寻找天中，确立天中，崇拜天中，在明朝万历以前的二千年间，从来不是小事。现在解剖这一历史现象，仍有其价值。因为，当一个现代城市仍热爱着这个天文学上早已不成立的地理概念时，它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中国大世界小

2400多年前的中国人认为，天圆地方，中国是天下之中、天下最文明的地方。这是建筑中国文化价值坐标的一个基础。

这种对世界的想象一直持续到1584年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《山海舆地全图》，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中国不再是天下之中，也并非天下最文明的地方。这个看法是颠覆性的。

古代中国人所谓的天圆地方，是说天是圆的，像一个斗笠一样盖在大地上，天的中心是北极和北斗星的位置，北斗星按四季旋转，天帝仿佛坐在北斗之车里，四季游遍四方。北斗星转一圈，斗柄指向东方，是春季；斗柄指向南方，是夏季；斗柄指向西方，是秋季；斗柄指向北方，是冬季。

大地像棋盘，或者像一个回字形，由中心向四边不断延伸，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畿，第二圈是华夏或诸夏，第三圈是蛮夷。相传中国最早的地图《禹贡九州图》，代表了中国人想象的全部世界。

《禹贡九州图》包含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九州，相当于现在的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四川、山西、陕西等地，也就是汉族居住的中心区域。据说当年大禹治水，只管这九州，之外就不管了。

天上有个中心，地上对应的也有个中心，地的中心在哪里呢？在东周首都洛阳一带。因为东周是“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利用天中确立正宗的典范”，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、汉文化专家陈江风先生说。

古人信“天中说”信了二千多年，但只要图绘一下就会发现，一些用“天圆地方”解释不了的问题，比如天盖在方形大地上，四角有些部分盖不住，咋办？个别前卫的古人开始有所怀疑了。

战国时齐国人邹衍，见过大海，视野相对开阔一点儿，他认为中国的九州叫赤县九州，除此之外还有八个州，组成大九州，最外边有大海环抱。这就比小九州说开放。

这些只是想象，不是实际知识。

“曾有两个机会让中国人发生改变，第一次是张骞出使西域，第二次是佛教的传入。”葛兆光先生认为。

公元前138年～前126年，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，张骞在西域浪迹12年，走遍西域诸国，听说过安息（伊朗）、身毒（印度）等地。公元前126年逃回长安，向汉武帝汇报。

这使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从东亚扩大到全亚洲，从此中国的历史舞台可以从原来汉族人的地盘扩展到全亚洲，中国历史可以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里，但奇怪的是，中国人仍然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中。

比如说在唐朝，都城长安居民有40万人，加上皇族、禁军、奴仆、僧人、少数民族、外国客人，人口达百万，这中间胡人有10万，“比现在香港人中外国人的比例还要高”。到了蒙元帝国时期，仗一直打到匈牙利，元朝末年，回回天文地理学家、秘书监扎玛鲁丁在北京城做了一个木头地球仪，画了经纬线，标了三分地七分水。但这一切，仍未能改变中国人的想法。

“事实上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了解很多，但依然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。我所居处，世界中央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世界。”葛兆光说。

第二个有可能让中国人发生改变的机会，是佛教传入中国。

佛教传入中国，和中国本土思想有三个地方格格不入。第一是佛教认为宗教地位和世俗帝王地位是对等的，出家人可不拜皇帝。这是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最大的区别。第二是中国虽然有儒家，但最高的圣人是释迦牟尼，在印度。第三就是关于天中的看法，这是佛教和中国最格格不入的一个观点。佛教认为中国不是天下之中，他们举例说明：把一根竹竿立在地上，正午竹竿无影，说明这儿是天的中心。在洛阳，一年只有一小段时间如此，在印度，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。“日中无影则在天之中”，你自己说到底谁是天中。

关于天中的争论十分重要，如果你不是天中，那就不是天下最文明的地方，最高的圣人就不出在你这儿。

佛教还讲世界上有四大部洲，即东胜神洲、南赡部洲、西牛贺洲、北俱卢洲，中国不过是四大部洲中南瞻部洲的一个小区域。

“如果中国接受了佛教，可能会把世界看得大一点儿，把自己看得小一点儿，中国历史要重写了。中国未接受佛教，而是改造了佛教，这就丧失了一个机会。”葛兆光先生认为。

可爱的中国人，在“天中说”的笼罩下，一直延续着战国时代的想象—中国最大最重要最文明，周边四夷很落后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这就是中国大世界小。

世界大中国小

1584年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了广东肇庆，他以荷兰地图为底本，用中文画出《山海舆地全图》，和现代世界地图相当接近。之后，利玛窦刻印分发，令很多人大吃一惊，原来世界这么大，中国这么小。

之后，根据利玛窦的地图不断翻刻新图，西洋很多天文仪器也传入中国，如16世纪欧洲人制作的地球仪，就在明末到了中国皇帝手中。

这些给中国人以极大震撼，

也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想象资源，古代中国的天中与天下观念开始出现裂缝。

明崇祯年代的地图，虽然延续传统把中国画在中央，但已经把五分之四的世界都画上了。

到了清代，《四库全书·图书编》中的世界地图，已完全按利玛窦地图绘制，旁边的《地球图说》，则完全是西方的“地理说”。

利玛窦的地图为什么影响大？因为万历皇帝喜欢。他下令用12幅丝帛织成全图，装在6对大屏风里。此前还曾担心被误解“轻慢中华帝国辽阔版图”的利玛窦一直不敢向皇帝献图，而现在，他居然被请进宫制作第一版地图的新版。

皇帝喜欢，任何政治上的麻烦都不会有了。

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说，已不是程朱理学，而是王阳明的学说。王阳明认为，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普遍真理，不管东海圣人还是西海圣人，说得对就应该奉行。“华语儒服”的利玛窦利用了这种说法。

利玛窦画地图的想法，他在日记中有交代：“我就是想让他们（中国人）知道，他们是很小的，这样才会把他们的骄横打掉很多，才会乐于和我们打交道。”

利玛窦被称为“泰西大儒”，自有他的聪明之处：他把中国画得小，但仍然把中国画在接近中间的位置。这样中国人比较好接受。他的地图的底本，实际上是欧洲在世界中间的。

利玛窦让400多年前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，改变开始发生，虽然很缓慢。

利玛窦的地图，告诉中国人最重要的知识是：世界不是天圆地方的，世界是圆形的。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，不是天中，不是世界唯一的巨大文明国家。

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虽不是天崩地裂的，但却是颠覆性的，“非常根本”。

从明代万历年间，中国人开始真正了解实际世界，而不再借助想象。

明代出现的西洋人画像开始像个人样子了。《红楼梦》中见多识广、“天下十停走了六七停”的薛宝琴，讲起她见过的西洋女孩子，已经是令人赞美的形象：“脸面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，也披着黄头发，打着联垂，满头戴着宝石，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，实在画儿上的也没她好看。”不再像《山海经》中表现的“老外”，只有一只胳膊，或者一条腿，或者三只眼睛，等等。从这时开始，《山海经》被划入“小说类”，在此之前的二千多年里，它一直被归入“地理类”。

这种观念的改变，之于一个民族，太重要了。但改变仍然来得很缓慢，直至清乾隆时期，皇帝依然得意洋洋地欣赏着《万国来朝图》，认为别的国家都欢天喜地地朝拜天朝大国。自大的“天朝大国梦”恋恋不醒，而整个西方世界已在汹涌向前，它没有耐心等待中国完成观念的改变，鸦片战争“一声炮响”，梦碎，大厦将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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